2023年4月21日下午，由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政治学会分支机构工作会议”暨“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在学院路校区召开。

(专家学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秘书长庞金友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会长王炳权研究员发表致辞，对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他指出召开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政治学会分支机构自身规范化建设，研讨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相关议题，并期望大家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共同承担起宣传和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

（王炳权秘书长致辞）

会议第一单元主题为“中国政治学会分支机构工作推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副秘书长韩旭首先发言。他主要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学会分支机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和精神进行了传达：首先是在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方面把好关；其次是加强分支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加强机构与政治学会的联系，在重要事项上进行沟通、请示和报告；最后是共同维护政治学科平稳、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韩旭副秘书长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阳教授致辞。他对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对中国政治学会长久以来对学院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会议的第一个主题—分支机构的发展工作—关系到中国政治学会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之后他也对分支机构之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的创立、运行和活动进行了介绍；而第二个主题—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则需要理清“何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何以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两大问题。最后，他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学科在未来发展的期望，希望政治学界同仁用奉献精神和专业技能共同推动政治学持续繁荣发展。

（杨阳教授致辞）

会议第二单元主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由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担任主持，专家学者依次发言。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颜德如教授作“中国政治思想传统能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什么启示？”的发言。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首先是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一些前提性的思考，即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这涉及到对主题、研究范畴、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考量。其次是为什么要反思构建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因为政治学走向成熟需要自我反思、自我证成和论证。再次是从知识体系的主要构成来看，中国政治思想传统能为后者的建构提供哪些启示？他提出要从研究的范畴如国家起源，研究的核心概念如道德、仁、礼等，研究的方法如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等多角度去寻找答案。最后是从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形成和演进来看，前者能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哪些启示？他认为可以从时代的需求、时代的重要人物、时代的重要经典、时代的重要流派等方面来进行探索。

（颜德如教授发言）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师伟教授发言题目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知识生产方式局限及其优化路径”。他首先指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发现的规律等在内容上会存在一些差异，不具有统一性，故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自主知识体系既要面对证据现象在普遍层面上的规律，又要解释自己的特殊性，它需要一个支持自己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认同支撑。其次他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入手，指出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是同步的，对其认识要注意几点：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有自己的理论使命，要为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新知识和新内容；二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为政治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要立足于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去支持本身的证成，为政治学理论知识增长做贡献；四是政治思想史的理论职责是讲清楚事实，阐释出规律，进行恰当评价；五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要承担自己的理论使命需要一个恰当的生产方式，由于知识结构有限、视域过窄的缘由，思想史研究可能难以发现思想的真实并展现思想的丰富性。他最后总结到，研究者要对政治知识的构成有一个完整认知，要有好的生产方式，要主动完善知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学科关系达到一个融合视域，才能发现和呈现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中一些体现我们民族特性的资源，才能进一步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张师伟教授发言）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王成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建设的几点建议”。他从自己的实际教学体会入手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对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来说，教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所提供的教材，在互相印证方面有一些需要改进之处。比如说思想史教材中讲地方官吏滥用刑罚，但是在制度史的教材中看到制度操作层面并不如此，两者是相互背离的。他建议在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将思想史和制度史结合起来进行建设，形成相互印证，思想史对制度是一个指导，而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条例化的思想。中国的政治思想不同于西方，中国的政治思想家都有为官经历，其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有相当的实践基础，不能用一些偏狭的见解来当作思想的根据。其次，对于本土概念，虽然不可以直接使用，但可以去挖掘，即基于本土的知识和本土的思维去进行认识，用西方的理论来一一对应解读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就会使其受到约束。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当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概念，都值得去挖掘。

（王成教授发言）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季乃礼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建构三重治理逻辑—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出路分析”。他首先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遭遇了学科发展的困境，主要原因有政治思想史方向的刊物较少、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实不直接对接、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学的学术话语不对接等。针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以上问题，他提出了以下几点政治学视角的解决建议：一是要注重对研究现状的梳理，注重对这方面的学科训练；二是要有理论关照；三是方法要多样；四是价值要中立。他最后总结到，要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要注重三重治理逻辑，一是传统的治理逻辑；二是传统的观念在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逻辑；三是实践逻辑。

（季乃礼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整装再发：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他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主题：首先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初创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资源进行了总结和划分。其次他分析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条件：一是启蒙遗产的双重性，二是学科自主性形成的渐进性积累，三是文明互鉴中的自觉。最后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再出发能够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贡献什么”提出了三点展望：一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内，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更清晰的统类自觉，透过与现代性多元学术传统的比较对照，在文明自觉意识下赓续并且调适、巩固体系中的理论、命题和概念建构，推动竞争型、统合性模式的发展；二是在政治学科之内，鉴于政治学理论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龙头地位，需要强化中政史在政治学理论中的活水源头角色，需要充分激活学科的内在开放性和竞争性、推进与毗邻学科领域的交流互哺，避免该学科成为单纯知识和文献供给意义上的陈列品；三是在政治学科以外，“会通为体，分别为用”，注重轴心文明—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传统革新，铸造和夯实共和政治共识，吸取法学、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社科前沿成果，重整再发，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丰富智慧。

（任锋教授发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罗雪飞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论传统及其对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他首先指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直接对知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根据体认个体的体验、感受，获取认识的方法，以及对知识的态度等，将其分为全能型知识和有限型知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论作为一种深层的结构，可以被概括为全能型的理论。全能型知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全能型的知识论具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的知识类型，第二个层次是知识的政治功能，第三个层次是掌握了政治知识的人，特别是圣贤应当成为统治者。所以，全能型知识论的本质是“谁应当统治”的问题。他也指出全能型知识论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圣贤全知全能的倾向，二是对知识的分类，即知识的分型与等级化，三是规范性知识的玄虚化。最后他提到，其主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的王权中心化，二是关于政治制度的表达与建构，三是政治实践的精英化来自于专制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论传统提供的重要启示是：应该秉持一种有限性的思考论述。具体而言，一是推动传统创造性的转化，避免落入全能型知识论的陷阱；二是要保持不同类型政治知识的相对独立性；三是承认不同类型知识其政治功能的有限性，不能无限放大；四是推动不同学派之间的平等对话。

（罗雪飞副教授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春林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视角转换与范式重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自主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她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近现代出现了转变。首先，近现代在政治议题上的转变。近现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形势与政治议题转变了，政治思想议题和话语体系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近现代政治话语体系转变的一个重大的社会背景是外来侵略所导致的政治形势的转变，遭受殖民的近现代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所以围绕主权可能形成近现代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其次，近现代是一个政治结构调整的转变时期。近现代的政治体制结构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这样一个体制调整过程；近现代也是由专制向民主政治观念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因此，要立足于这一大变局的社会背景，探讨近现代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最后她提出政治思想研究要从历史学的视角转向政治学视角。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该在现代政治学的知识框架里进行思考。因此，关于知识体系的范式转变，也应该在近代民族民主国家的范围内去思考近代政治思想的知识体系架构。

（张春林教授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黄承炳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大国治理的郡县制传统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他首先指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有两个重要的出发点：一是自主的问题意识，要立足于解决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二是自主的知识来源，要充分汲取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汲取文化传统学术脉络里面的一些有益的因素。将这二者进行结合之后，可能的进路之一就是着眼于从传统中国一直延续到当下中国的一些结构性的存在。接下来他指出，他所讨论的大国治理的郡县制传统就是这些结构性存在的其中之一，对其讨论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对郡县制传统最为切中的描述是钱穆所言的，郡县政令受制于中央，郡县首令不世袭，视实际服务成绩为任免进退。二是钱穆的概括是郡县制的理想状态，史实并不完全与之一致，郡县制提供的是一个有弹性的治理框架，它在实际的运作当中存在很大的张力。三是这种张力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首先是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其次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张力；最后是官吏的服务取向和资历取向之间的张力。四是基于这三个角度的张力，可以把郡县制之下的地方治理分为委任总领和直控分责两种模式，而这也构成了郡县制之下任用地方官吏和调节央地关系的两种向度，即地方长吏负责制和中央垂直管理。五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在两个向度之间运动，且呈现着由委任总领向直控分责的转变。最后他指出，这一视角给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启示是：在依靠历史事实建构知识体系时，要清晰认识到历史事实只不过是发展的一个面向和一种可能。要留心揭示历史事实背后更为宽阔的途径以及更深层的一些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一般解释力的，能够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更能跟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一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黄承炳老师发言）

杨阳教授对第二单元的讨论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之所以能够有百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演进方向是明确的，换言之，这些学者们受一个共同的价值理想的牵引，不论是强调内部性的资源与传统价值，抑或是偏重引进西学，总是围绕着一个理想牵引而奋争。落实到现在，目前的中国要构建政治学的自主体系，需要探明一个问题，即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价值理想是什么？目标又在何处？失去了对应价值目标的清晰判断和认识，构建所谓自主价值的知识体系，就没有方向，更不可能形成合力，因为政治学毕竟是一个经世致用的学科。其次，建构中国政治学的自主体系需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因为我们是在现代的背景下来建构一个体系，因而不能够执着于古代对某些问题的理解。我们应该站在古人的肩膀上，有着当下的、世界性的视野，才能够真正有创新。此外，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研究的直接贡献，这能够纠正学界许多关于中国历史错误的认识与看法。

会议第三单元主题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由西北政法大学张师伟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发言题目为“政治思想史视野下知识自主性的限度”。他首先指出，需要明确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所谓自主知识体系，第一应当是社会科学的自主体系，第二要讲中国现实，即我们要真正构建一个反映中国现实、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其次，他认为政治思想史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间有不同的关照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更多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即回归历史、还原人物思想。但自主知识体系是非常实用、现实的，它鼓励去实现某个现实的目标。尽管两者的关照点不同，却有一个结合点，即首先要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体而言，一是思想史要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思想要素，二是能为现实所用的基本命题，三是基础理论。一方面，社会科学的每个理论都有它的情境性，因而不能直接拿来用。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它能够给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启发。最后他提出，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构建要立足当下、服务现实，政治思想史注重还原，因而要把握两者的关系限度。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来讲，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其之间的张力更大。两者涉及更加跨文化、跨时代的交流。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出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的，这种张力关系会更加明显。因而站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思想史始终能带给我们启发。

（郭忠华教授发言）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郭台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立足知识自主性重写西方政治思想”。他首先指出，目前来说讨论自主知识体系，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都是在原来的现代的学科体制下讨论，而没有放在一个整体意义上去看待，所以这样的一个选题难度是非常大的。他的解题思路是将东、西放在一起来讨论，把实践分为应然的和实然的方面，又分为前现代的和现代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探讨结合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规范经验实践，要从整体意义上去看待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次，前现代已经是自主体系化的知识生产，且每一个文明其实都有自身的一种自主知识体系。整个现代化的进程是围绕富裕和强大两个方面展开。资本主义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就是富强，这一结合会形成一个知识生产方式。如果不是富强国家为支撑的知识生产方式，那么在其对外的扩张过程当中，它就会形成一种碎片性的依赖性的方式。最后他总结道，中国想追求的是自主的体系化知识生产，这一自主知识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完成。中国特色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前置条件，所有知识生产都以此为大前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内，它自身都有一种自主的知识体系。

（郭台辉教授发言）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谈火生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比较政治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进行回答，即做政治思想史研究到底有何用？相对于政治科学研究或者是更应用型的政策研究，思想史研究是“无用”的，因为它不能直接作用于现实政治与改革，也提不出政策建议。但是其背后确实有“大用”。除了发挥一般人文学科提升境界、开拓思维、锻炼能力等功用，这个“大用”体现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其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探讨：第一，政治思想史有助于我们去探索与思考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可以为自主知识构架提供其他学科提供不了的洞见，构建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与概念，便于更加有穿透力地思考这些真实问题。第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要立足传统，通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自主的构建。同一个概念，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而思想史的演进很多时候就是通过这一旧的概念的重新解释，来实现它整个知识框架的更新。第三，政治思想史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它可以使我们在创造之中能够更好为自己定位，不至于迷失方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定要开放，一定要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这并不意味着脱离我们既有的这套知识体系，只不过是在参与到知识体系建设时要凸显我们中国的主体性。通过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经验，为思考共同问题来提供一些新的方向。

（谈火生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段德敏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找回中国”。他首先指出，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更具自主性，因为它始终在场。而西方政治思想史则需要提供一些不在场证明，说明西方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而后他提出了自己教学中坚持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第二个维度是历史情境，第三个维度则是普遍性。其次他说明了自己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解，他认为这一要求背后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将某种模式、某个概念视为人类文明的唯一可能性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处理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时采取强制性手段。唯一性否认多元性、否认多种生活方式的共存和交融，这与近代殖民主义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一逻辑是文明是有高低等级的，高阶文明有义务帮助低阶文明提高自身。美国例外论这一单一模式观念最后非常容易导致其使用强制力，因而学者需要去批评并进行理论反抗。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政治思想中会有很多的资源值得我们借用，来思考重要的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关注到中国的经验，从中试图验证一些理论，以及从中寻找到一些普遍性的观念或规律。他最后总结道，做研究需要对世界性的大问题有所关注，秉持一种文明多元的观念去批评相当危险的一元论，同时要关照到地方性的经验，立足于中国也关注其他国家。

（段德敏教授发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霍伟岸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他从政治学学科知识性质的角度讨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他认为政治思想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的政治学知识。从这个前提出发，它会从普遍知识的两个方面去否定它的普遍性。第一，它否定它是客观知识，如果政治学的知识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知识，思想史研究的立论大概就有基础了。第二，它会否定知识本身的线性发展，如果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知识，实际上西方政治思想史就要面临政治学学科知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政治思想史研究肯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说人性的基本结构问题，以及人类共同体生活问题。同时，西方政治思想史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又源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比如，希腊理性主义传统讲究的是形式逻辑，所以学者在推理的时候，如果前提跟结论或者两个前提之间矛盾了，这个推理就是无效的。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同矛盾其实是可以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恰恰在这方面具有一些长处和优势。在最后，他对关于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出建议：首先应该要明确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种现实感，做思想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要抱有深切的时代关怀和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其次，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要积极吸收和借鉴政治科学研究有意义的成果。

（霍伟岸教授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黄璇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思想市场与风险命题——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科学进路”。她首先提出自己的立论，建构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掌握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核心技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展开科学研究。其次，她认为自己的理论包含了四个待分析的问题：一是中国政治学缺科学研究吗？中国政治学研究并不缺技术，也会关注事实，但并不是所有包含技术和关注事实的研究都可以称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大胆提出命题或者是猜想，并且以一定目的进行细致观察来对命题进行反驳的研究。二是为什么科学研究有助于把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讲究原创性，且能够推动知识增长和理论研究进步的技术，掌握这种核心技术需要致力于对政治学的问题，包括对政治思想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对命题持续的试探错误，并且去纠错的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研究要敢于试错，敢于容错，要开放而不是封闭。三是科学的进路适用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敢于提出一种有风险的，具有可被反驳空间的命题，并且做能够随时接受反驳的科学研究，恰恰是能避免思想史研究陷入历史主义或者历史决定论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四是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开展科学研究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从内部来看，提出的命题本身要具有有容错空间的、可证伪的、可被反驳的特点；从外部来看，研究者需要放下自负和骄傲，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批驳，也允许他人对自己的命题进行反驳和替代。只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这种核心技术的重要保障。

（黄璇副教授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何涛博士的发言题目为“突破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英美中心问题——以法国十九世纪政治学的转型为镜鉴”。他首先指出，目前的研究以英美为中心，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我们使用的教材以英美为主，二是所讲内容也多是英美的经验。以英美为核心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其学科形成最早，二是英美的现代化进程最为领先；三是其文化软实力也最为强大。我们在研究中也是以英美的问题意识为筛选的，在评价的时候也是站在英美的立场上，甚至我们在反思的时候也没有跳出英美中心。随后，他指出可以借鉴19世纪法国政治学的转型经验来突破以英美研究为中心的状况。法国政治学转型背景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经历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动荡，在很短时间内改换了很多政体。他们反思的主要问题就是英美话语体系及其政体模式是否适应法国。其转型的知识成就则是形成了所谓的法国社会学。对比18世纪与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可以明显发现，18世纪以伏尔泰、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社会学热衷于英国洛克式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理论，到19世纪思想家开始重新挖掘孟德斯鸠的思想，才真正发现了社会，最终形成了法国的政治社会学传统。这也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即使法国摆脱了之前较为极端的意识形态争论，回归到比较稳健的讨论，形成了宗派，实现了政治转型，建立了第三共和国。而政治社会学也反向输出了美国，美国20世纪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法国的影响。最后他认为，法国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是加强对英美之外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之研究，二是加强政治思想研究和政治现代化比较之间的互动。知识体系应该囊括在一个比较大的结构里，该结构的底层为文明底色，第四层级是生产方式，第三层级为政治制度，第二层级是政治制度，顶层则是政治话语。

（何涛老师发言）

热烈的发言和讨论之后，会议进入闭幕式。庞金友教授就此次会议的主题和发言情况进行了总结。第一，对于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待继续探讨。自主知识究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还是自主仅仅是一个前缀，自主如何处理与普世性全球化的关系，如何划定与政治性意识形态化的界限，自主究竟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的必然的发展结果，还是民族心理的一种自然的外化，还是一个主动求变的冲动，还是一种被动调适的无奈，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第二，对于中西政治思想传统，中西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于中国自主知识建构，要保持审慎的态度，为对其的探讨留有空间。第三，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两大研究群体的生存和繁荣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最后，他也就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要理解自主知识是什么，应该先理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及其提出的原因与特质，才能理解何为自主知识体系。

（庞金友教授总结发言）

本次会议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