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8日晚6点45分，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810会议室座无虚席,由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与弘道书院共同举办的致公论坛第十七讲在这里隆重举行。著名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秋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任锋，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研究员、弘道书院副院长任文利，与我院政治学系庞金友教授和李筠副教授，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治道理论”为主题，为我校研究生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学术对谈。对谈会由秋风教授主持。

    任锋副教授首先发言。他结合自己从研究历史学到政治学理论的心路历程，指出了探讨“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治道理论”的缘由。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是西方的舶来品，当下要解决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必须构建一套自我理解的话语理论体系，探寻中国古代治理架构和政治智慧。他还从儒家思想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治道的思想观念，主张从传统人们的政治理解中进行宪制思想建构，走出中国的道路和模式。

    任文利研究员随后发言。他认为治道是在历史中延展的，与先儒一样，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之中，随时创造历史。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结构变迁，并以史官的作用为例深入阐释了治道的历史之维。

    在弘道书院两位教授发言后，我校两位老师进行了精彩回应。庞金友教授认为，两部专著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进行对接，这让其联想到近期中国青少年重视过圣诞节的现象，这是现代文化自我认知的迷失，当代青少年与中国古代文明相距如此之远。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如两条河流，西方文明河流在扩张中侵入中国文明的河道。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存在着以中学为主、以西学为主或以实用为主三种倾向。而围绕现代化问题，当代学界形成了两种范式：终极范式，注重借鉴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以西方现代化道路为蓝本；开放范式，强调探索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路径。从古今之变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复兴需要回答如下问题：首先，如何“亲民”，让百姓喜闻乐见，让儒学成为现代国人的生活方式，以解决如过圣诞节现象中所反映的现代国人之精神迷失。其次，儒家何以做到“亲公民”。当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个体围绕个人利益和理性契约考虑现实问题。古代儒学主要建基于熟人社会和人情伦理，这和西方社会的公民教育迥异不同。再次，儒家何以做到“亲政”，即如何在现实政治中有所作为。最后，儒家何以做到“亲未来”，即儒学何以面向未来，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李筠副教授认为，两本专著的作者在进行着沉海拾珠的努力，令人敬服，但也会令人产生一些困惑。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对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精神进行了“粗暴地遗漏”，实际上，我们如何发掘传统取决于我们要开辟什么样的未来。古今之变是一种社会结构现实，而不仅仅是个体观念的变化。儒家规范需要直面现代化和“原子化个人”等现代性问题。他批评了新儒家中某些派别对当下的焦虑转向了对西方的怨念，演变成了观念的战争。他从“人存在及其意义”、“合作规则和权力安排”、“心灵安顿和精神出路”三个维度对儒家思想的探寻方向提出了期望。

    对此，任锋和任文利两位老师进行了回应。四位教授还就为何要回归儒家智慧，古今中西文化之辨和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姚中秋教授主持对谈会并做了精彩点评。他指出，“治道”就是阐明中国的治理之道，这次对谈会的主题就是要从中国历史的思考中反思儒家传统思想对当下政治建设的意义。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政体为其知识中的真理在政治中的呈现。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存在完备的政体和律法。中国的道与西方的真理为两种不同的东西。中国的治道在历史的维度中展开，“因中有所损益”是中国治理智慧的关键层面。儒家面对现有事实而进行范导和提升，而非仅仅回避现实。二十世纪，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近代中国面临着各种西方学界提出的整全性秩序重建的方案，变成了当前的“新子学”，其理论的共同之处是指向政治秩序，但却丧失了对于中国治理之道的理解。儒家面临着对于西式学说的整合挑战，而儒学也需要和其他各领域的学科进行持续的交流与互动。儒家在知识层面有着面向整全和兼收并蓄的宏阔气象。

    讲座最后，对话嘉宾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现场同学进行互动，并赠予提问同学签名新书。弘道书院期待在新的一年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建立更多的学术交流和互动。搜狐读书网对本次书坊进行了采访报道。

（文：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