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邓晓芒教授应我院和人文学院的共同邀请，在学院路419报告厅做了题为《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的讲座。人文学院曹万成博士主持此次学术报告。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部分教师和同学们一起聆听了邓教授的讲座。这是继11月20日在昌平校区作了《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文化反思》之后，邓老师第二次来我校做学术讲座。尽管窗外朔风呼啸，但报告厅内气氛热烈。

邓教授首先从中国传统上对道德与法的关系的理解谈起，认为中国古代是把道德理解为法的基础，而在康德之前的西方文化传统中，是把道德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康德对此做了颠倒，把法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在古希腊和中世纪，自然法被放在和自然规律同等层次上来理解，法是神制定的，道德也是在这种自然法的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人不得不遵守的。而到了近代，自然法不仅被理解为天赋的法则，而且还被理解为天赋的人权、法权。这就强调了人的权利的天然正当性，但人要积极争取，于是有了人为法的意义在里面了。近代天赋人权理论有内在矛盾：一方面人有天赋权利，另一方面它又是上帝赋予的和规定好了的，这就使近代自由观念里面隐含宿命论的成分。自然法学派就有这个矛盾。这就是近代“法权”概念的矛盾。

康德以人的自由意志的“自律”来解决这个矛盾。康德把天赋人权理解为人天然具有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能力，天赋人权但天不赋予人以法律。人的自由意志是“自律”的意志，能够通过实践理性为自己颁布道德律，这是人的尊严所在。这是对自然法思想的改造。康德承认唯一的自然法，就是人的自由，其他法都是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道德的自律体现的是内在自由，法体现的是外在的自由。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如果法仅仅出于保护人的外在自由，就不能体现人作为人的尊严。按照传统自然法观念，法仍然是他律，没有给人以独立的尊严。康德把道德原则同时就看作是法的原则，法应该建立在道德律的基础之上。一种良好的立法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同时可以成为自然规律和道德自律之间的“模型”，基于人的反思判断力，它可以启示人反思背后的道德律，这样，守法就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利害计算，而在于意识到了背后的道德律，人在守法中仍然是自律的，所谓“自然法”不过是“好像”自然律，但根本上不是自然规律。于是，法仍然可以给人以尊严，以至法治的历史进程也同时成了一个道德培育的过程。

在分析和介绍康德自由理论的同时，邓教授也对伯林的两种自由理论作了简要评点，指出伯林所说的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都属于康德所说的外在自由。

在演讲最后，邓教授指出，康德关于道德与法的关系的思想，可以引出一个疑问：既然道德是自由意志通过实践理性为自己颁布的道德律，是理性的法则，道德在这种意义上是否也是一种法，那么，究竟道德与法谁建立在谁的基础上？康德道德和法是否还是一种自然法（理性）？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康德的伦理思学是外部行动的合法性向内部转移，康德伦理学具有法的起源。这里透露出中西文化上的一种差别，真正把法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只有中国。

在主题演讲之后，邓老师像以往一样，耐心回答了听众的问题。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邓晓芒教授受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本学期讲授康德道德哲学，课程对社会开放，我校有部分研究生正在听这门课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