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美关系的现状
中美关系总的来说,处于矛盾之中,这种矛盾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一) 中美关系的矛盾性
中美关系存在矛盾性,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与中国的军事发展相关,多出现在美方的"中国军力报告"中,表现在宣扬中国的资源威胁、环境威胁及人口等方面威胁,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第二,贸易问题政治化。主要表现在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上,这个问题在纯经济学领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美方将此问题政治化,将与贸易无关的因素加入贸易之中,使得此问题复杂化。
第三,美方加强在全世界范围内封堵对华的技术出口。美在世界范围内阻止他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制止高科技向中国转移。此外,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尽管表面上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实质上软性合作却在加强,进而系统提升了台湾的军备水平。这方面的合作虽是隐性的,但实际上影响非常大。
(二)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
中美关系存在的矛盾并不乐观,但也存在积极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
过去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有偏见的,在很多方面中国一直是其打击的对象(比如:矿难、人权、腐败等)。但现在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所改进,主要表现在:
美国的主流媒体(如BUSINESS WEEKLY,NEWYORK TIMES等知名媒体)都设有中国专刊;媒体报道的内容从过去的单一的"Bad news is new"转向现在的包括普通民众生活、大学教育改革及中国企业国际化等多方位的报道;媒体报道态度较过去平衡。从过去的敌意、偏激,逐渐转为现在的较为客观。报道的客观性直接影响美国大众对中国的认识,媒体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美事态向积极的方面发展。
第二,美国国会议员访华人数大大增加。
近两年,美国国会议员访华人数明显上升。美议员的访华之行,对于改善其对中国的判断有积极的意义。通过议员们的来访,亲历中国的实际状况,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在对中国的评价上不再简单判断,形成了比较复杂的评价,从而在国会作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时会更加慎重。比如,美投资13亿美元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就是中美关系正面发展的表现之一。
第三,美国行政当局经过辩论对中国态度有所上升,现实主义态度占上风。
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演讲。在此次讲话中,佐利克认为过去的七届美国总统一直寻求的政策目标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因此他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既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人"(stakeholder),承担大国责任,并与美国一起行动,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经营者角色,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共同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繁荣。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现实主义表现
(一)美国对华政策新现实主义的具体内容
美国对华政策新现实主义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1、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A fact but not an imagination.);
2、承认中国不是苏联,美国无法用遏制的办法对付中国;
3、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中美关系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是开放性的;
4、通过将中国定义为"利害相关人",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来塑造未来中国的性质和行为模式,将中美关系推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美国现就要采取行动影响中国未来。
(二)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背景
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矛盾却又最终落脚于新现实主义,这主要是由于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出现四个新的特点:
第一, 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扩大了。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判断。主要表现在:一是9.11事件以来,美国政府把反恐当作第一要务,而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且反恐成为全球共识。中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合作确实取得了成效。二是中美在维护地区金融稳定、控制地区热点问题上也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如联合国改革,对于"四国提案",作为发达国家的领头人的美国和作为头号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唱一和"。总之中美两国既有争吵又有合作,合作的基础不断扩大。
第二,过去四年,美国对中国需求的增长快于中国对美国需求的增长。从静态的角度,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从存量的角度来讲,美国仍然大大于强于中国。但是过去的四年告诉我们,从增量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是急剧上升的,而中国方面的需求则没有什么变化。
这方面的分析仍然是以9.11事件为分界点。9.11事件以前,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相当低,只需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9.11事件后,美国的对外关系成本明显加大,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安全成本加大。它不仅需要向世界提供传统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更需要加强反恐力度以保障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及战后消耗很大。目前美国无法找到谈判的对象,真正的是陷入了泥潭,现在有40% 的美国人要求美国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状态。但是美国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美国身为世界一把手,唯一超级大国,它同时也在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事实上卷入了世界上各种矛盾当中,它要推出新的政策,来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中国给予帮助。而中国对美的要求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第三,在中美最敏感的问题即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经过反复的协商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作点:维持现状,共同遏制“台独”。
第四,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怀疑、战略猜忌、战略嫉妒上升。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内部经济上升。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顺利渡过第一关。美对于中国发展肯定的程度相当高。二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上台阶。中国的军事实力的上升引起美国人的担忧(strategic competition,first)。三是中国外交影响的上升也是美国产生这一系列反映的重要因素。
总之,中美关系中正面因素、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美对华的政策呈现"前傲后恭"。
三、中美关系的总体定位
(一)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且是重中之重。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基本上是得到国际认可的。对于中国而言,当今世界上真正有能力对中国造成实质性威胁和危害的是美国,能够对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的也是美国。其他国家是不可能造成实质性威胁的。这也说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美中相比其他国家之下成为超一流强国的可能性较大。
(二)中美关系具有复杂性。
原因是:
1、中美均是比较特殊的国家,都是全能冠军型。美国是一个全能型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具有潜在全能型国家。从基本价值体系层面角度分析,中美两国有着各自的特点。
2、与原苏联相比,中美关系是关系套关系,更具复杂性。
(1)原美苏之间无贸易,而中美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2)中美不存在特别明显的意识形态对抗。这与原美苏之间的对抗是不同的。
(3)中美力量结构性质不同于原美苏关系。美国属于海上优势国,海权国家,中国属于陆上优势国,陆权国家。而原美苏矛盾集中在东西德之间(属陆地),而中美之间则是在海上且是边缘地区,关系较好控制。
(4)从地缘形势上来看,美苏仅以白令海峡相隔,相当于互为邻国,所谓"两大相邻强国无友善",而中美地缘远,这就造成了地理区位上的复杂性。
3、与美国过去的对手相比,中美关系复杂性更高。
无论是一战前的英国,还是二战时期的德国及冷战期间的苏联,都可以看作是西方内部的对手,三个对手都是男性化极强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相当于"打拳击",总体是内战(civil war)。中国是美国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同时由于自身的历史等因素具有更多阴柔的特性,导致中美关系的游戏规则不同,相当于"打太极"。
中国作为美国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在游戏规则、性格、文化背景等方面极具复杂性,导致中美关系更为复杂。
四、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产物,也是我们坚持台湾问题不能国际化的法理基础。但必须承认台湾问题有着较强的国际背景,台湾问题消耗了中国大量国际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在对台问题上我国每年耗费2千亿人民币。
(一)台湾问题有内部问题和国际挑战
1、外因。也是干扰因素:
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60年代,大陆与美国处于明显对峙状态,尤其在军事方面;70年代-8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台湾问题被搁置,开始边缘化;90年代初至今,台湾问题重新凸起,一方面原因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另一方面则是"6.4事件"的影响。
2、内因。台湾岛内政治进程变异的结果:
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8年-92年,"民主化"。
第二阶段:92年-96年,李登辉执政,民主发生低度变异--"本土化"。
第三阶段:96年至今,具体表现为煽动悲情,与中国概念拉开距离,“台独”化。
在台湾的"三步曲"走了以后,即民主化、本土化、“台独”化之后,两岸关系的性质也变了。96年以前是治权之争,谁来治理中国的争论,这个中国是法律意义的主体,法律中国;96年以后是主权之争,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以陈水扁发布“台独”时间表为标志,“台独”势力走向并达到高潮。
以5.17声明为标志,台湾问题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台湾民意基础变化;二是美国施压,对“台独”加以一定的制约;三是大陆政策发生变化:主动性加强,不再受制于台湾;更加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软方面是市场的开放,硬的方面是军事准备;反“台独”法制化,《反国家分裂法》的颁布;四是"防独"优先,先"防独"后统一,这也是维持现状的基础;五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引入国际因素制止“台独”。
因此,尽管“台独”到达高峰期,反“台独”力量也不断上升,且如果处理得当它的活动的空间会相当大。
(二)台湾问题的前景:
第一,总体来说形势比一年前要好;第二,未来三年仍值得担忧,这主要是由于台湾岛内的集体非理性可能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甚至可能酿成"小文革";第三,如果2008年台湾选举中马英九获胜,那么大陆与台湾谈判的基础将会有所扩大,两岸形势会相对的走向缓和;第四,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马英九也非好应付之人,两党的利益冲突仍然是存在的,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台湾问题的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将得到解决:一是中国大陆民主化;二是中国大陆走向海洋化,成为海陆复合型的大国。因此,如果“台独”势力足够聪明的话,应该赶在中国这两项目标尚未实现之前,及时寻求与中国大陆的合作,从而找到一个比较明智的出路。这也是"历史的宿命"。
(本稿根据2005年12月8日作者在法大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文字整理:赵 红
文字编辑:李灵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