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5号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团队主办的千禧世代学人圆桌会谈——“政治观念研究的过去·现在·未来”，以线上方式在腾讯会议举行。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李筠老师为圆桌对谈做引言，提到在以大人物、大潮流为主的传统观念史研究中，政治思想与其所处时代的整体思想潮流之间存在着沟壑，为对谈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山东大学张新刚老师主要讨论了政治观念的研究动向及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研究对象。张老师首先指出，不论是剑桥学派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德国的概念史研究学派，其背后都有两点相同的预设。其一，人类通过观念或者概念来表达政治主张；其二，观念或者概念是影响人类秩序构建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观念史研究试图通过把握人类观念或者概念去形构一个比较整全的历史演变图景。其次，张老师谈到全球思想史是近年来国际上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在国内近代史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体现。最后，张老师谈到，关注哲学家或者政治书写作家的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其实容易忽略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主体的政治思想，这也为未来观念史研究留下研究空间，以期在厘清西方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去找寻一个能够平衡照顾哲学家、政治家以及其他政治主体的框架，努力去面对政治本身的逻辑进行解码工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康子兴老师主要强调思想史和观念史的研究者应当注重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第一，学者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还会受到自己塑造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有可能产生对理论的误读，进而影响对现代社会构成的准确理解、乃至影响对当代真实处境的把握。因此，康老师指出，学者应尽可能避免在纯粹的思想和观念研究中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需注重对政治观念所在的现实背景的把握；第二，康老师借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农学派的批评，指出绝对完美的政治秩序设计忽视了现实政治的运行机制，实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对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最清醒的应该是保有某种“无知之知”，学者对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要有某种节制的精神，即对政治现实保持关怀和同情。

南京大学陈肖生老师主要谈到了目前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观念史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出路。陈老师谈到了以下三种挑战。其一，不同于实证研究，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难以创新；其二，研究思想的方法是否可教？其三，此类研究面临价值和意义的质疑。陈老师介绍了应对以上挑战可能的出路，即采取一种政治哲学研究的进路。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认为，政治思想家文本中所封装的是支持或反对某种立场或观点的理由，其目的是鼓励学者通过哲学的分析推理把握这些理由，并发挥想象力，将经典思想的资源和对实践问题的关怀、哲学的分析论辩相结合，为理解和解决当前困扰人类的重要实践问题提供启发。最后，陈老师指出，虽然以政治哲学方法研究观念和思想的进路具有独特性，但会同时受到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学者的质疑。为此，陈老师认为各种研究进路之间应该增强同情的理解。

首都师范大学朱慧玲老师强调，尽管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区别于政治观念史和思想史，但是在政治哲学研究中不能忽视对后者的讨论。一般认为，哲学研究者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更注重论证和建构的过程，而观念史研究常被归于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过，朱老师以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为例，阐明对二者进行概念史与观念史的考察，并对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将有助于理解不同国家对于其文化、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建构与界定。因此，政治哲学研究不能忽视与观念史研究的交织融合，而且，观念史的研究会成为我们现在讨论或解决问题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如若脱离了观念史的研究语境及其深厚的土壤，不仅会使讨论变得单薄而局限，还会产生许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北京师范大学贾沛韬老师对政治观念研究的学术定位做了基本说明并重点讨论了研究者所面临的两种典型不利处境。针对定位问题，贾老师强调，无论是政治哲学研究还是政治思想史、观念史研究，在最好的情况下都有必要同时把握哲学明晰性、思想史关于历史事实的准确考订以及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敏锐现实体察。接着，贾老师主要从观念史研究的“现实感”出发，引用以赛亚·伯林和清人赵翼的观点，并以罗尔斯《万民法》的自身理论境遇和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的晚近普遍误解为实例，分别讨论了政治理论与政治观念研究中“识见不幸”（赵翼语汇中的“诗家”不幸）和“处境不幸”（赵翼语汇中的“国家不幸”）的典型表现——尤其可知，在“处境不幸”时仍无法产生深刻的政治洞见则最为遗憾。对此，“千禧学人”最好一方面能够始终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真正位置（作为社会分层中处于中上层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保持清醒认知，在治学中保持对现实的切肤之痛和政治想象力，以免落入“识见不幸”；另一方面能够始终保持专业性，保持就哲学明晰性而言的论证洁癖、就事实考订而言的真相洁癖、以及就现实感要求而言的解释力洁癖，以免愧对“处境不幸”。

中国政法大学何涛老师主要讨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危机与出路。从危机来看，主要体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人数的锐减、成果锐减以及研究方向相对迷茫。何老师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原因。其一，是大时代的变化。何老师表示，从时代的历史任务来看，危机的出现不一定是坏事。西方政治思想史本身承载了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制度等丰富内容，因此自西方引介到中国，从一开始的高热度到后来相对沉寂是正常现象，这表明一定历史任务的完成。其二是与西方关系的变化对研究的要求发生改变，而研究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适。其三是自身语言环境的不足以及问题意识的缺失。最后，何涛老师提到，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相结合或许是一种突破困境的进路，而这也是西方学者面对其相应困境提出的思路。

中国政法大学孙金昱老师结合教学经验，分享了自己的教学发现和研究兴趣点。第一，孙老师发现，学生对于宏大叙事包括国家的功能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等具有更深的认同，并倾向于将此与左翼自由主义理论话语相联系。因此，进步派话语如何使加强国家权力的诉求得以自洽，是值得关注的理论议题。第二，由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结构性议题的忽视，因而面临着说服困境，学生更多转向对国家主义的高度认同。而如何评价这种政治热情及其相对的政治冷漠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三，虽然全球保守化趋势与女性意识觉醒看似矛盾，但一些未经充分反思的诉求，例如“子宫道德”理论，与种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优生学是有一定关联的，因此性别意识的觉醒最终可能导向的是一种更保守的诉求与行动，但其内部的深层逻辑还需进一步探讨。

最后，主持人黄璇老师对会议进行了简要总结，感谢各位学者就政治观念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时代学人的研究处境和关怀等展开了精彩对谈，并由衷希望在接下来无论是政治观念和思想史还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道路上，有更多机会与各位同道进行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