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华文为“政治学基础理论创新”系列讲座带来第四讲：“国家理性与近代政治学说的发展”。

陈华文教授主要梳理了近代政治学说对国家理性危险的克服，指出应当在国家理性的发展历程中寻求一种政治的而非道德的规训模式。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国家理性学说发展的基本背景，指出国家理性是推动国家获得自主性的利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潜在威胁。按照权势的传统理解，国家理性被视为不受限制的内在于国家自身的禀赋，确实存在着通往国家主义的危险。但是，陈教授提到，采取诉诸道德等外部约束为国家理性去污名化的努力是一种错误的改造，无法成为约束国家理性的利剑；而应当在接受现代国家的现实性基础上，从政治秩序本身去寻求规训。

在此基础上，陈教授认为福柯对国家理性的解读为规训国家理性提供了一种政治的模式。福柯将国家理性视为一种治理理性，认为其旨在通过操作政治技术使国家维持在一种稳定状态，因而福柯重点关注权力关系中的国家与个人。但陈教授指出，福柯将马基雅维利从国家理性的谱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基雅维利通过政治审慎推导出稳定的统治，认为君主应当将政治实践导向对宪制秩序的追求，这已经从关注君主的稳定权势转向了关注集体的稳定状态。因此可以认为，国家理性的发端伴随着政治上的约束，这也体现出马基雅维利的重要价值。但最后陈教授也指出，马基雅维利所言说的政治审慎仍只体现在少数政治家那里，而将政治审慎普遍化的工作则是由霍布斯完成的。

主讲结束后，主持人黄璇老师对陈教授的精彩分享表示了感谢，并对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陈华文教授穿梭于各种观念、文本和历史脉络中，给我们展现了国家理性的多重解释，但无论国家理性具有何种多重性或者包裹着何种外衣，最终都应努力朝着规范的方向发展。在互动环节，听众积极提问，陈教授也给予了热情而深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