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3日下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致公论坛第二十九讲在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810会议室举行。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副主任James Reilly副教授做客并以“中国经济外交：欧洲经验研究”为题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评论嘉宾为外交学院《外交评论》主编陈志瑞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朝鲜半岛中心主任韩献栋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系林德山教授、张飚博士出席了本次论坛，任洪生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论坛。

Reiily教授主要内容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对欧洲的经济接触。Reilly教授用数据图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与从欧洲的进口情况，从中国对欧洲各国的相对经济意义的调查和中国领导人访问欧盟成员国次数的统计来看，德国、法国、英国与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第二，Reiily教授列举了达赖喇嘛的事例。2012年5月卡梅伦会见达赖喇嘛，对中英经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而2013年卡梅伦转变态度，支持中国反对藏独，并“希望中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数据上也反映出随着时间变化，欧洲领导人更多地拒绝会见达赖喇嘛。Reiily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特殊案例上中国的经济外交是成功的。第三，对于欧洲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Reiily教授提到，即便中国与其经济交往联系密切，欧洲许多国家以及欧盟仍不愿公开承认其地位甚至公然反对。结论是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外交是失败的。他还比较了两个案例之间的区别：达赖喇嘛案例之所以体现经济外交的成功，是因为中英双方利益交换的直接性强，由各国单独决定，并且事件对中国更重要；而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中中欧利益交换的间接性强，由多个国家共同决定，且事件对欧洲非常重要。第四，欧洲关于中国的公共舆论。Reiily教授列举了GMF、PEW、BBC三个舆论调查情况，都显示出其调查对象对中国好感度处于下降趋势，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威胁力量。综上所述，他得出结论，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外交总体上是没有成功的，并且中国在欧洲的经济行为有可能对欧洲公共舆论有消极的影响。

在评论环节，陈志瑞教授、韩献栋教授对Reilly教授的演讲做了具体评论。陈志瑞教授强调应该重视中国经济外交特性及其转变。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建设，经济外交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一致并且是与时俱进的。很长时间以来经济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中国经济外交的转变体现在希望把经济外交作为杠杆，来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策和行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方式方法亟待改变。另外，应从更广泛的背景下理解经济外交行为和欧洲舆论问题，双方的经济形态不同就很容易导致分歧，在研究经济外交时也要看到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所在。韩献栋教授指出要把经济外交问题纳入大的框架中去考虑。研究中国经济外交要平衡欧盟和欧洲各国这两条线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外交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本研究所设定的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比如中国在欧洲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得技术转让，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看中国对欧洲的经济外交，则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大家讨论的更加激烈。林德山教授提出仅用8年的数据来论证中欧关系会显得有些单薄，要立足于40年的关系来看待这一问题。他提到随着欧盟的扩大，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其对华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难以统一，与以往能够在无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对中国保有宽容的态度已然不同。张飚博士强调应看到同样的经济手段对不同的事件的作用不同，看到soft case和hard case的区别。任洪生副教授则建议Reilly教授从体系层面上考虑中国在欧洲经济外交的干扰因素，比如美国因素，同时还建议将AIIB也作为一个案例纳入其论文之中。作为回应，Reilly教授提到，由于中外学者对政策理解、论文的前提和假设等有不同的观点，会导致对中国经济外交有不同的结论，这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重点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同学们针对欧洲舆论和中欧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提问，Reiily教授一一做了细致的解答。最后，论坛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同学们都受益匪浅。